一夫多妻制为什么会退出历史舞台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一夫多妻制什么时候废除的是谁废除，以及一夫多妻制为什么会退出历史舞台呢，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一夫多妻制在中国是怎样被废除的

1912年,即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以后的国家法律中都有相似或相同的规定.。

这只是国家法律层面上的.自此以后,纳妾在法律上是违法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乱,从来就没有人认真的执行.一夫一妻只是在少数开明人士中间和广大民众中间存在,前者是自觉,后者是生活水平所限.即使在号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中间也还有纳妾的,如中共领导人,总书记向忠发就拼命纳妾,还养情妇,他首先解放了的是自己的性欲.。

我国真正彻底废除一夫多妻制是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912年，取消“一夫多妻制”，为何之前的一夫多妻被强制离婚呢？

一夫多妻，历史悠久

不过也仅仅只是上流社会可以有多个妻子，作为老百姓一般就只有一个妻子，当时也不是有所有人都有能力和钱财娶妻的，有很多穷苦人家就没钱娶妻，于是就去租别人的妻子为自己生儿育女，也就是几个男人分享一个妻子，所以说这就导致了男女比例不平衡，数量相差巨大。一夫多妻制的影响很大，上层社会的人娶几十个女人做老婆，更不用提其他的侍妾还有仆人了，他们拥有了社会的大量财富，而社会底层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有多人都不一定能娶到老婆。

不过后来情况也有了好转，那个时候经常会打仗，有打仗就会有伤亡，很多男人都在战场上死去了，所以人口就平衡了一点，老百姓就可以娶到老婆了。一夫多妻制度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保障不了女人的权益，导致几千年来女人的社会地位非常的低，也可以说连家里的牲口都比不上。所以说为了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遵循一夫一妻制，这样做可以使社会环境稳定，而且不会让底层的男性娶不到老婆，而且也会减少很多类似于嫖娼等灰色产业的壮大。

废除太难，依旧存在

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一夫多妻制度可以说是刻入骨髓里去了，想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发生改变的时候应该是在1840年，当时有很多西方的文化进入了中国，有部分人出国留学吸取了西方人的思想，所以说他们开始对国内的一夫多妻制度开始不满，于是就有人主张抵制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

不过他们的想法会得到赞同吗？事实是不可能的，上层社会的人怎么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利益，所以说他们是不可能会同意的，这些人的意见也一直没有被采用，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民国时期才开始逐步废除一夫多妻制度，不过这个时期国家非常不太平，一夫多妻随处可见，根本就不能彻底的废除，即使规定了一夫一妻，也不会真的有人会遵守，所以说这个规定形同虚设。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才废除了这个制度呢？这还要从一个地主说起，当时有个叫做李成才的地主，他有小妾，他怀疑这个小妾和其他人有染，于是就将她给活活打死了，既然杀了人，公安局就顺理成章的介入调查，不过这个李成才却说这个女人是他花钱买的，其他人管不着。

由此可见，小妾真的是一点人权也没有，可以随意买卖任人打骂甚至打死都可以，不过公安局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李成才是杀人犯是必须要抓的，警察对李成才说现在是新社会，不可能会放任他继续逍遥法外，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审判，李成才是逃不过死刑了，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就开始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了，后来出台了《婚姻法》，也就代表着一夫多妻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国家为什么禁止一夫多妻制

中国国家禁止一夫多妻制，这是社会文明程度产物，男女平等需要，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一夫多妻或纳妾制大多盛行于古代文明民族中，也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只有男性中富有和拥有不错政治权力的才能支持多过一位妻子。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主和封建主公开实行以纳妾为主要形式的多妻制，并以妻妾的多少作为财产和地位的象征。中国的汉族、回族、藏族、门巴族、独龙族和佤族的部分地区，在解放前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夫多妻制。

《婚姻法》第二条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计划生育。

一夫多妻制在中国是何时何地怎样被废除的

中国古代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一夫多妻，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的地位很高，和丈夫是平齐的，古代犯法讲究夷三族，就是父族、母族、妻族三族，可见妻的地位有多高。

这种制度在清末还有遗留，虽然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规定一夫一妻，但是在偏远地区还有些纳妾的，就连南京那些国民党大佬也偷摸找妾，只是称呼变成了姨太太。在四九年后我党建国，将这种很好的制度当成封建残余彻底消灭了，真是让我等男人痛哭啊！

一妻多夫制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行？

中国存在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有很多达到了适婚年龄却依旧单身的男士。曾经有专家提出一妻多夫制度，希望能够以此改善中国光棍多的问题。一妻多夫制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受到人们传统观念的影响，一妻多夫制是难以实行的。

一妻多夫制对女性的危害一妻多夫制的实行，实际上是在损害女性的利益，对于女性极其不公平，所以不能实行。一妻多夫制虽然表面上解决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女性会成为生孩子的工具，而且女性会面临更多的家庭问题。我国讲究男女平等，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并没有完全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完全贯彻，如果再去损害女性的利益，对中国女性来说太不公平了。

一妻多夫制面临的问题一妻多夫制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的，会产生很严重的纠纷。一妻多夫制的实行，会改变以往的婚嫁风俗，结婚以后在女方家住还是男方家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女方拥有多个老公之后的时候，怎样组建家庭成为了非常大的问题。在女人拥有多个老公的时候，家庭财产也成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毕竟男人是赚钱的主力，而女人能否再握财政大权就很难说了。一妻多夫制还存在着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还不能够在我国实行。

男人的占有欲每一个男人都有着极强的占有欲，都不希望会和其他男人共享自己的女人，所以一妻多夫制很难实行。任何一个男人都难以忍受自己女人的婚内出轨等问题，也不愿意自己的女人会被其他男人所玷污，所以一妻多夫制难以实行。

一妻多夫制在中国是难以实行的，如果真的实行，那些条件差的依旧还是没有能力找到对象。

蒙古国为何会提出“一夫多妻制”这个建议？

蒙古国提出的“一夫多妻制”这个建议，有着充分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

一夫多妻制的变迁和利弊。

一夫多妻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中国在民国之前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实行这样的制度。

不过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各种陈规陋习被根除，"一夫多妻"制度也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一夫多妻制度寿终正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之所以贬低它，首先是因为它歧视妇女，制造男女不平等。

其实哪个男人不想妻妾成群，跟皇上那样，整天翻牌子点嫔妃，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就不再是梦。

可是对于连一个老婆都讨不到的大多数人们，一夫多妻不是福音，却是噩梦。

因为这个制度对我们大多数草根底层来说太不公平了，因为有钱人、有权人可以一个萝卜几个坑，娶多个美女；而我们搬砖的，却因为缺乏资源，需要几个萝卜去抢一个坑。

虽然现时已经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度，我们能够注意到，有些大款、官宦仍然能一个萝卜占N个坑，但碍于法律，在名义上他们只能有一个妻子，户口本上也只能有一个配偶名额。

当他们用烦用老用腻时或许会卸载掉包袱，给单身狗群体丢弃一点娶媳妇的机会，往往单身人士还把握不住。

如果真的实行了一夫多妻制度，一个成功人士每多一个配偶，世界上就多一个没有配偶的单身狗；对我们亿万草根底层来说，生生被剥夺配偶权乃至继之的生育权，委实是太残忍了。

所以要恢复一夫多妻制度，我们单身狗一万个不答应。

不过仔细了解后，我们发现提出这个制度的，不是我们的国人，而是蒙古国的人。

为什么蒙古女人会提出一夫多妻制？

而且有这个意向的，不是蒙古男人，而是蒙古女人。

蒙古男人也是喜欢一夫多妻的，但是那也是权贵的专利，对多数牧民来说不啻于灾难。

因为自己的温饱都不能维持，怎么可以维持那么多老婆吃饭穿衣，就是化妆品一样都难以满足，更别说多一个孩子要吃奶粉、上学、结婚成家了。

虽然说成吉思汗有几十个嫔妃，但人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不用自己掏腰包。因此别说是几十个老婆，就是一万个老婆，人家也能养得起。

众所周知，蒙古族原本是马背上的民族，以游牧为生，天性中对于男女之事，与农耕民族有些不一样，在历史上，女人的地位相当于牛羊，是男人占有财富的象征之一。

蒙古人崇拜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就有44个老婆。

蒙古紧跟苏联，也搞了几天集体农庄，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实行市场经济后，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都进了少数人腰包。

更糟糕的是，企业私营后，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率居高不下，国民受教育水平也大大降低。

有人说蒙古只有两个房子——一个地狱一个天堂；蒙古只有两种人——个别高等教育的富人和大批目不识丁的穷人！

在这样情况下，蒙古很多男人少有财富，缺乏工作，更没有老婆。

并不是蒙古女人少，而是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女人却活得非常滋润。

因为女人到了哪里都是稀缺资源，尤其是漂亮女子。上学有人掏钱，工作有人安排，工作也好找，事业上也容易做出成就。

而且蒙古女人薪水也高，奖金也多，有房有车。

如果真要直说，你要是公司老总或者是国企高官，你愿意让女的在你公司上班还是男的？

比如某国著名的电商，每年都要像选美一样选出很多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接受老总的岗前"培训"，然后去英国法国或者美国再培训一段，回公司领取高薪，担任要职。

不信大家看看蒙古女性就业情况，蒙古国目前总人口296万，其中女性占50.11%，但在国家机关工作的竟然占到了骇人的52.35%，当教师的女性人数更不可思议，竟然有73.44%，卫生部门工作的女性简直逆天，占到81.31%。

相比之下，还是我们幸福啊。

这么多优秀的蒙古女性，有文化，有技能、有财富，他们当然不愿意嫁给满身羊膻味的牧民当老公，他们钱少是一个方面，还多伴有酗酒的坏习惯，喝多了打老婆一点也不稀奇。不少女人宁做凤尾不做鸡头，哪怕给大款和当官的当备胎和小三。

但坑再多，萝卜只有一个，那结局非常悲惨。好多妙龄女子不嫁穷人，甘愿跟大款和成功人士有瓜葛，或干脆借腹怀胎，自己奉行独身主义。

可是既然开花就要结果，生了孩子都说不清是谁的，自己能养活当然更好，万一自己失业，孩子的成长就是大问题了，那些成功人士往往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因为婚外情毕竟是丑闻。

所以蒙古女性就呼吁在蒙古实行一夫多妻制度，这样女人们都可以嫁给成功人士，有了名分，有了经济保障，娃儿也有个名正言顺的爹地，百利无一害。

不过这样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如此一来，蒙古普通爷们或一般牧民可就惨了，只好在空旷的原野上发泄自己的不平，郁闷的喝起小酒，在麻木中伤害着自己的身体，降低着男性的整体寿命，社会继续陷入男多女少、女性要求一夫多妻制的循环往复的怪圈。

一夫多妻制是如何在西方退出的

性行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而现代的性观念出现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这一次性观念的变革应被视为一次重大的革命。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历史学高级研究员、皇家历史学会成员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的著作《性的起源》，就是阐述这一革命何以产生。《性的起源》旨在描述性观念及性行为世俗化转变这一重要变迁，并将之与同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联系起来。

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在《性的起源》中提出，性革命实乃欧洲与北美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参与创造了一种西方文明的全新模式，而其中的个人隐私、平等及自由诸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文明的显著特征。2012年在英美出版的这本《性的起源》获得了诸多好评，该书中文版刚刚由译林出版社出版。3月14日至24日，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将到北京、成都、苏州和上海参加一系列读者见面会。本文编选自《性的起源》第四章，由译林出版社授权刊载，题目为编者所加。

英国学者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

支持与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论述早在1700年左右就已大行于世，主要出现在布道文、谈话及私人写作之中，当然还少不了印刷品。

1700年之后，实际上，人们对于一夫多妻制的兴趣主要与性自由的一般进展相关联，这正是导致其重要性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圣经》的论述逐渐被其他的观点所超越——男人的天性好色、性伦理出自人为、原始基督教被教士所遮蔽、自然法的要求、其他文化的例子、家长对于女人与孩子的所有权。正如福音派人士要求恢复《圣经》的真实涵义，这一思潮也主张晚近的婚俗主要出自人类的创造，但其结论正好相反——婚姻法则应遵循人类的政策，而非《圣经》的传统。至18世纪中期，这成为了更普遍的观点。“感谢上帝！”1753年，司法部长达德利·莱德爵士在议院感叹，我们弃绝了那种认为婚姻是永恒神圣制度的观念，“我们如今已超越了它，也超越了很多其他的迷信观念”。

一夫多妻制是否有益于国家，这一问题此前即在王室婚姻的背景下被人提出。在16世纪早期，路德、布塞珥与梅兰希通都建议，亨利八世迎娶安妮·博林作为第二个妻子完全合法——这显然也是一些正统天主教神学家的看法。16世纪30年代后期，相似的论述同样用来为黑塞的菲利普辩解，他的确是个重婚者。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于17世纪晚期，当时查理二世发现自己的王后怀不上子嗣。在众多经过认真思考的解决之道中，就包括离婚与多妻制。约翰·洛克当阿什利勋爵（未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秘书时，就多次向其论证何以这两种做法都可以得到宽容。在1671年，阿什利和其他一些国王的僚友希望得到主要的法学家与教会人士的权威意见，表明这两种选择并未违背神法。四年之后，热切希望国王休掉天主教婊子并生下一个新教继承者的下院议员迈克尔·马莱特，试图提出一个议案，以允许有多名妻子，他认为禁止多妻制的做法只不过是天主教迷信的一种残余。

至18世纪，与一夫多妻制密切联系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政治问题：国家的人口状况。人口的关切一直对于性习俗的思考具有普遍影响。在中世纪鼎盛期，人口压力使得神学家去论证童贞高于婚姻，即使上帝命令亚当与夏娃“生养众多”。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日益严重的人口过剩，同样促使人们更加反对淫乱之举，正如我们在上面章节中所见到的。相似的联系从19世纪早期开始再一次出现，人们当时接受了马尔萨斯的观念，这造成他们重新开始担忧人口过剩的危险，这反过来又导致性约束进一步强化。只有在20世纪晚期，大规模避孕出现了，性观念与人口之间的紧密关联才被切断。

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传统，论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任何方面都要优于其他的两性实践（其新教的、英国的样态又是最优越的）。如今，人口学又为这一论证添砖加瓦。偷情、通奸、独身与卖淫都被认为会折损人口，这些行为的生育力更低，其后代相较而言可能更不健康、更少关爱。正如1700年一本流行的论著所言，举世皆知“路走多了就变得贫瘠，长不出东西”，同样地，“奸夫淫妇的后代很少活得长”。人们也普遍认同，多配偶的婚姻并不利于人口蕃息，因为这会让女性资源短缺，并且这也给不幸的丈夫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因为一夫多妻制弄垮了父亲，”一位爱国者论述道，“所以这自然会造成其后代孱弱，并阻碍人类的繁育。”

人们对于人口的日益关切，也激发出一些全新的实践。随着挽救每一个生命的意愿越来越强烈，18世纪中期旨在关爱劳动阶级之健康与生育的慈善机构大量涌现——发端于1741年成立的伦敦育婴堂，其目的是收养私生子与其他弃婴。这一观念其实并不新鲜，但此前一直被英国人基于道德理由而拒绝。它之所以能在18世纪30与40年代得到接受，很大程度上在于政治算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种新思维方式也强化了人们对于诱奸之流行与婚姻之衰落的担忧。许多评论者担忧《婚姻法》会削弱婚姻，并累及人口，因为其规定人们得举行昂贵而累赘的教堂婚礼，而不是便宜、快速、私人的婚礼，而后者早已流行于贫民之中。1750年一位政治算术家即呼吁道：“我们应当鼓励此一阶级的人群结婚与生育，所有的阻碍应当通过立法尽可能去除。”这部法律很不恰当地照顾了富裕阶层，而牺牲了公共利益，贝德福德公爵在1765年论述道：“为了保护千百人，它毁掉了亿万人。”

此种倡导人口增长的基本观念，也得到了很多激进的支持性解放之人士的认可。因为生育为上帝所喜爱，而且紧密关系到政治体的福祉，所以他们认为，每一次性行为都可以强化国家。这种看法完美地配合了一种假设，即性是健康与自然的，它几乎成为了每一次支持性自由之讨论的组成要素。倘若偷情可以光明正大，1753年一位牧师鼓吹，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将其论述滑稽地概括——这个国家的财富与人口就会急剧增加，“我们很快就会变成整个欧洲的霸主，全球的头号强权”。

一夫多妻制在这场辩论中赢得了双方的严肃支持者。许多评论者认为它可以增加人口，比卖淫更为可取。正如一位作家在1695年所述，卖淫“于国家危害甚大，妨碍了人口快速增长”——“两妻制、多妻制，总之任何妻制都比那强”。允许男人多娶妻，还可以防止每年数千例针对私生子的杀婴之举，这种行为不仅恐怖，而且削减人口。不止于此，一夫多妻制也显然比生硬做作的一夫一妻制更为自然，后者仅仅是近代以来天主教强加给地球上一个小角落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地方以及欧洲的往昔，一夫多妻制才是常态，并且带来了丰饶与繁荣。正如颇具影响的政治家与哲学家亨利·圣约翰，即博林布鲁克子爵一世所倡言，“这种行为由来自古，经久不衰……得到了上帝的认可……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以保证孩子的出生与受教”，以及增加人口。简而言之，“对其禁止实属荒谬”。

在男性的性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的希望，也是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博斯韦尔、托马斯·杰弗逊与无数幻想家长统治的普通男人。他们并非自视为浪荡子：他们关心道德并且痛恨诱奸。博斯韦尔跟无数已婚与未婚的女人睡过，她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然而博斯韦尔有一条坚定原则，“绝不勾引无知的女孩”。而且，《旧约》中的长老以及东方的君主似乎提供了一种具有责任与伦理的典范：男性的自由与权力如何支配女人又不毁灭她们。一位道德哲学家在1759年问道，如果男人必须迎娶而非抛弃所有被他引诱的女人，“岂不是更好，岂不是更诚实、更负责任，并且防止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难道那不会极大地增益“我们的健康、信用、力量、策略以及人口”？如果允许一夫多妻制，马丹声称：“数以万计的女性（特别是那些低微者）将免于毁灭。”

因此，一夫多妻制往往被视为一种工具，用来拓展婚姻，并且支撑起性戒律，以抵挡上流男性贪婪好色的风气。伊曼纽尔·斯威登堡的追随者们在1789年问道，什么才是“最常见与最强大的道德罪恶”，什么才是本世纪最大的社会问题？答案当然不是“一个未婚男子与一个单身女子的恋慕，也不是非法同居，只要施行一定的管理，这种行为在自由国度根本不应被禁止”，答案毋宁说是：

（1）通奸；（2）乱交的欲望；（3）蹂躏处女的欲望；（4）强奸的欲望；（5）勾引无知女性的欲望。如果这五种色欲不从社会中根除，尤其不从那些公务人士身上根除——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中——那么通过他们的上流圈子就会传染到其他人，并进而感染社会……它就将成为各种罪恶的巢穴，以及各种悲剧的温床。

正是这种态度鼓舞马丹的一个女性读者“将女性的毁灭作为关注焦点”，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主题为“在这个国家允许多妻制的后果”，其是否可以“防止诱奸与卖淫”。

这正是为何有限的一夫多妻制之观念能吸引理查森、马丹及其他严肃的基督教道德家，他们的主要关切并非推动性自由，而是约束男性的放荡，促进婚姻、父权制及家庭生活，并保护“处于弱势的女性，使其免于恶行、背叛与男性的残暴”。“一夫多妻制能造成什么伤害，那局限于相当少的一群人。”

一夫多妻制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受到如此广泛的讨论，因为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于如此众多的各式观点皆具吸引力。它表明了《圣经》之观念恒久的启发性与丰富性、人口学思想的影响、18世纪大多数男女的父权制思维模式，以及支持与反对进一步性自由的人们在思想上的交集。不同的评论者心中的“一夫多妻制”自然有不同的内涵。当博斯韦尔详述“家长”或“亚洲”的事例时，他显然经常想象的是一种随意的男女关系，但他与其他不少人同样思考过真正的、终身的多妻制。从来没人主张所有的男人都应该执行一夫多妻制，或主张它优于一夫一妻制，而只是说它“本身并无不好”，它并未明确地受到神法与自然法的禁止，并且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至少就“某些与某类人群”而言，可以减轻更大的罪恶，例如不育、诱奸，或者（博斯韦尔在头脑中把自己比作黑塞的菲利普）“对于某个女人来说，一个男人太多了”。

这种意义的多样性同样可以解释，为何此观念从未被广泛认可为一种公共政策。无数男女似乎秘密地用这一观念慰藉自己，他们的婚外关系好似其他光辉时代与地域中之自然并得到上帝认可的同居关系。尽管如此，当有人认真提议将一夫一妻制公开推行以解决诱奸问题时，很多评论者就谴责此种观念自古而来的不道德意味。马丹的批评者们告诉他，他的论述完全是“毒药”，包含了“太多危险而有害的学说”，他推出的方案“如果被世人接受，肯定会导致淫乱之风，并且必然会瓦解每一种社会和谐的原则”。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给人造成的那种道德崩溃与社会解体之恐慌，也提供了新的刺激，以论证传统基督教一夫一妻制乃是公民的完美基石。18与19世纪帝国和传教活动的兴起也起到了类似的后果：人们逐渐把一夫多妻制跟落后的黑人异教徒及其异质信仰联系了起来。与此同时，有产男性也日益缺乏动力构建出一套严肃的论述为自我辩解，其原因在于1700年后议会私人离婚的逐渐兴起，性监管的衰落，姘居的随意化，以及性自由越来越多地依赖自然的而非《圣经》的论证——如果婚姻本身根本就不是自然与必要的，为什么还要结几次婚？

一直以来就有人论证一夫多妻制降低了妻子的地位。随着女权主义的婚姻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这一论点的重要意义与日俱增。“我怎会尊敬那些父权家长！”布拉德肖女士强烈反对一夫多妻制，“如果他们执意要做暴君，我们凭什么还将其奉为楷模？”对于休谟、普利斯特里以及稍后的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来说，这也正是他们反对的核心。

尽管一夫多妻制如此被人热议，但到了18世纪末，因为各种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它的接受度也越来越低。1795年，议会再次立法重申反对一夫多妻制。此后不久，马尔萨斯学说对于人口态度的剧变，进一步削弱了其思想的整体可信度，虽然直到那时，一夫多妻制还在倚赖这一学说。其部分原因在于，1800年左右，一夫多妻制的很多预设变成了性自由的普遍话语。马丁·马丹的教子塞缪尔·卫斯理，他是卫理宗领袖的侄子，从小到大都认为性行为本身即是两个人正式结合的真正基础。虽然他的教父从未坚定倡言，但彼人的著作与《圣经》解读“使其坚信一夫多妻制的合法性”——只要一个男人与女人达到了“灵与肉的结合……那就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婚姻，无需任何宗教人员发明或执行什么额外的仪式”。基于此，他公开与情人夏洛特·马丁同居了很多年，并生下了一个孩子，不顾自己家人的惊惶反对。“根据所有的神法与自然法，她确切无疑地是我的妻子，”1792年他愤怒地给自己母亲写道，“那些唯利是图的宗教小丑的把戏，不会对她的身份有任何增益……江湖术士西门·玛古斯的那些徒子徒孙行千遍万遍礼仪，也不会让她更加幸福、更加荣耀。”最终他们走了一遍仪式，但随后卫斯理又跟他们的管家莎拉·苏特一起生活，他们一直没有结婚，有好几个孩子，住了近三十年。显然，从19世纪早期的一些支持者的行为可以看出，自由恋爱与重婚相去并非总是很远。有如拜伦与雪莱的朋友爱德华·特里洛尼之言，一夫多妻制“不仅不违法，而且值得赞扬”。

早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我们就可以发现新英格兰人宣扬与出版支持一夫多妻制的上帝言论。进入19世纪，一些处于宗教复兴运动边缘位置的弥赛亚领袖实践了这一观念。从1810年代开始，它先后在缅因州与上纽约州雅各布·科克伦的信徒中传播，科克伦宣称一夫一妻制婚姻不合于《圣经》的教导与使徒教会的实践。在19世纪30与40年代，这一观念又得到了某些后期圣徒教会（又名摩门教）的接受，这个教会早期在纽约的成员亦加入了科克伦的教会。从19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多妻制的婚姻就被摩门教的祖师与先知小约瑟夫·史密斯践行并教导，他宣称自己会定期受到天使的感召。

1852年，在这个团体迁至犹他州西部后，史密斯的继任者杨百翰公开宣称这就是教会的官方教义。的确，正是这些相同的论述支撑着摩门教的启示，正如它们曾经启发了18世纪的先驱者：《旧约》中长老的榜样，基督的主要教诲，上帝要求生养众多，路德与弥尔顿等早期改革家的论证，神圣真理由于“偏见和权术”而被遮蔽，世界上大多数文明拒绝一夫一妻制的事实，以及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只是到了1890年，迫于联邦政府长达数十年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压力，摩门教会才宣布放弃这一做法。

如今，虽然一夫多妻制在不少非洲与亚洲社会中仍然是合法与普遍的，尤其在伊斯兰社会，但在西方则普遍遭到了弃绝，被视为一种本质的厌女行为，或宗教复古信仰的产物，或两者兼而有之——因为现代的一夫多妻制一般只允许男人有权利娶几个老婆。尽管如此，继续禁止男女自愿的重婚仍然受到了现代及世俗性伦理之根本原则的挑战，正如近期在美国的争论所呈现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已经强调了这一观点。当时英国与美国都在极力声讨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而他选择将其视为他著名的人类自由宣言之最激进的个例。显而易见，密尔写道，摩门教与其他宗教一样，是一种“招摇撞骗的产物”，而其婚姻制度也明显于女性不公，因此，他自己“比谁都不赞成”一夫多妻制。但这并不重要，犹他州的多配偶者也应享有跟别人一样的宗教及个人自由的权利。毕竟，自由的普遍原则在于“因为人类是不完美的，由此会出现各种观念，也由此会出现各种生活尝试，只要不害及他人，各色人等都应有自由行事之权，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只能由实践证明，若是有人认为应该对其审判。”

自古以来男人都三妻四妾的习惯，这个制度是什么时候被正式废除的？

这个真正废除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在法律上规定一夫一妻制度，但是实际上彻底消除三妻四妾现象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一夫多妻制度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父系氏族出现之后就一直伴随着一夫多妻制度。这是因为在古代男女的出生比率是一样的。但是男人面临的危险要多得多，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其实也是一部战争历史，而战争多半死的是男人，而且在远古时期的男人要负责打猎，捕鱼，耕种以及保卫族人安全，这每一项都意味着生命危险，这就造成了一个氏族里边女多男少，所以就有了一夫多妻制这种现象。

在周朝之前的奴隶社会，很多女奴隶经常被贩卖给奴隶主，如果奴隶主看上她们了，而且她们也恰好怀上了孩子，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奴隶主的小妾。而在封建社会，富有的地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多娶几个老婆也成为传统。

封建社会也存在很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地主做小妾的。这就造成了，男人三妻四妾。而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战争从来没有中止过，战争造成了男性人口的大量死亡，也造成了很多女性，无依无靠，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到大户人家去做丫鬟或者成为大户人家的小妾。民国时期，虽然禁止了一夫多妻制，但是民国对封建残余的根除并不彻底，一妻多夫制现象仍十分普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除了一夫多妻之这种现象。

都说要保护传统文化，问什么废除了一夫多妻，为什么没了母子社会的一妻多夫？弊端在哪

因为现在是文明国度,讲究男女平等.所以一夫一妻,是最公平。

同时，有一种社会学观点认为，一夫多妻制会造成“性资源分配的贫富悬殊”，即一小部分上层男性拥有很多配偶，而大量底层男性无法结婚生子。简单地说就是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均“。

这种社会结构很容易产生动乱，即“光棍的反叛”。在反复发生社会动荡后，“一夫一妻制”逐渐在人类社会确立，尽可能地解决“性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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